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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从规则的人多了，顺应规则的，就会成为受益者。

孟初甚至有些欣慰，多亏了同龄人奋起反抗，他才占到了逆来顺受的便宜。

“好好好，”主座的教授开心地说，“可算见到一个明事理的年轻人了。”

孟初还没来得及微笑回应，导师在他身后稍稍推了一把，示意邻座的那位教授。

他刚要走过去敬酒，导师提醒他：“杯子还空着呢。”

孟初盯着手里的分酒器，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完了。

第一杯他干了，这些话又把他架在那儿，接下来的每一杯，他怕是都要喝完。

他忘了，那些反抗旧例的同龄人，之所以愿意付出反抗的代价，是因为顺应旧例，会更痛苦。

这和博士生时代一模一样。

那时候，他学不会送礼，也不懂得如何讨老师欢心。于是，他只能选最笨的一条路：听话。

无论是接送孩子上学、辅导功课，还是搞报销、订机酒，反正助教的活他干，秘书的活他干，保姆的活他也干。

组里那么多学生，他干的杂活最多，并不是因为他最需要导师的照顾，而是大家都看明白了，他最好压迫。

同样的杂活，交给别人，别人能找出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就他能排除万难，压榨自己，觉都不睡也给你做好。

这样的天选打工人，谁不愿意用。

导师是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也不会随意动用。他们手中那柄切断学生学术之路的利剑，很多时候，是不会出鞘的。

别的同门能看出这一点，所以在尽量不得罪导师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全自己的利益。

他做不到，因为不敢，也因为不会。

归根结底，还是他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