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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守望与绝望（第2页）

整整一面墙，被白纸和各种图表贴得密不透风。那是李建国自己绘制的“红衣案线索图谱”，比他在女儿刚遇害时画的要复杂、详尽无数倍。正中央是李玥穿着红色校服的照片，周围如同蛛网般辐射出无数条颜色各异的连接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受害者信息及关联”、“作案时间与地点规律”、“凶手侧写（身高约1.75米，体型偏瘦，手部粗糙，有鼻音，可能从事五金行业）”、“关键物证（十字螺丝、蓝色工装纤维\/纽扣、名片）”、“可疑地点（xx路、五金批发市场、拆迁区域）”、“疑似身份线索（‘凌’姓、‘广山’五金店）”。每一根线条旁边，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他的推断、疑问和待查证的信息。他用红笔将“五金行业”和“凌广山（？）”这两个关键词重重圈出。

书桌上，堆的不再是物理教案，而是《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dNA鉴定技术原理与应用》、《痕迹检验图谱》等厚厚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满了便签，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和心得，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显示出主人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李建国坐在书桌前，头发已然花白了大半，才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些佝偻。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就着台灯的光，正在整理一沓厚厚的、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白银及周边地区五金店、维修铺名录”。他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与“广山”或者“凌”姓相关的信息。

妻子端着一碗早已凉透的饭菜走进来，看着丈夫近乎自虐般的行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将碗放在桌角，声音带着哭腔和疲惫的劝慰：“老李，别熬了……求你了，吃点东西，睡一会儿吧。玥玥……玥玥都走了八年了……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垮了，让我怎么办啊……”

李建国头也没抬，只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而固执，仿佛在念诵一段无法停止的咒语：“不熬怎么行？那个畜生……那个恶魔还在外面，说不定正好好地活着，享受着日子……我怎么能让玥玥就这么白白死了？我不能……我做不到……”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边缘破损的纸质广告单。那是他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的拆迁办、废品回收站，像大海捞针一样，最终从一个即将被处理的废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广告单印刷粗糙，上面模糊地印着“广山五金店”的字样，下面有一个手写上去的、同样模糊的“凌”字，大概是店主的姓氏。广告单的角落，印着一个简单的扳手图案logo。

李建国指着那个扳手图案，眼神狂热地对妻子说：“你看！这个扳手！和当年玥玥案发现场，床腿上发现的工具划痕，形状很像！我怀疑……我强烈怀疑这家店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可是……可是找不到他了，店拆了，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每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跑到已经面目全非的xx路一带，拿着那张模糊的广告单和凶手的模拟画像，询问那些尚未搬迁或者回迁的老居民，打听是否有人记得一个姓“凌”的、开五金店的、不太爱说话的男人。起初还有人同情他，耐心回答几句，时间久了，邻里间都在背后议论，称他为“疯老师”。但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议论，与他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执念相比，轻如鸿毛。

长年累月地翻查资料、书写记录，使得他的手指布满了粗糙的老茧和因为干燥而裂开的口子，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二零一零年的秋天，夜色渐深。白银市公安局物证室里，灯火通明，却只有陈锐一个人的身影。三十岁的他，肩上承担的压力与日俱增。他穿着白色的实验服，正俯身在高倍显微镜和一系列复杂的提取设备前，神情专注而凝重。

实验台上，摆放着那个他最寄予厚望，也最让他感到无力的证物——来自二零零零年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那根短小的毛发）。旁边是市局近几年新引进的、价格不菲的dNA提取和扩增试剂盒。然而，尽管技术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对于这种微量、且可能有一定降解的陈旧生物检材，想要获得一个可用于数据库比对、清晰完整的dNA分型，依旧困难重重，成功率极低。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巨大的希望和更巨大的失望。

他反复失败，又反复重新开始。闲暇时，他就将毛发样本与各案发现的蓝色工装纤维、十字螺丝等物证放在一起，反复观察、比对，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幽灵的形象。

“凶手一定是从事五金行业的，熟悉白银，也熟悉包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性格极其隐忍、谨慎，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可能自有店铺，或者是维修工……”他喃喃自语，用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些特征，随即又烦躁地划掉，“可是……这些特征还是太笼统了，符合条件的人，在白银、包头这样的工业城市，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再次取出了赵长河留给他的那本黑色侦查笔记。他翻到记录包头排查的那几页，目光停留在那几行早已熟记于心的字句上：

“2001年包头，废墟捡到‘山’字招牌碎片。”

“蓝色工装纽扣上，有模糊‘广’字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