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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第2页）

果真如此的话，从文化多样性出发，我便可以设想出这样一个美国：白人孩子庆祝感恩节，黑人孩子庆祝宽扎节(Kwanzaa)——继续推导下去，红皮肤的孩子、棕皮肤的孩子和黄皮肤的孩子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庆祝自己的丰收节。由此，所有年轻人都能沉浸于自己的地区或民族，安全而满足地生活在各自世界的角落里，进而实现平等的文化理解。同时，它还在一个群体的习俗中植入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对其他群体的习俗养成了一种宽容或模糊的认可。但是，它却遗漏了每个年轻人身上具有的成长为世界主义者的潜力。这种潜力使得年轻人能够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选择最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去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实践的潜在意义和目的。

当我还小的时候，能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那么，像艾萨克·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我的意识中又是怎样的人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他们的名字都翻译成了汉字，显得有点怪异。但我并没有纠结于他们不是中国人。我太专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对他们的国籍不感兴趣。他们都是值得我钦佩和效仿的杰出人物。小孩子几乎不会去注意民族或种族差异。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孩子在学习圆锥曲线时，并不会在乎是白人还是黑人发明了几何学。大人总是会告诉孩子——就像一些致力于塑造民族自豪感的美国学校那样——首先要崇拜本民族的英雄。无论这种做法的直接收获是什么，它最终都会在年轻人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摧毁他们的自信。

1941年，当我们一家移居澳大利亚时，我的自信心受到了考验。当时我们几兄弟都不满12岁，就读的学校秉承英国公立学校的制度。在那里，青年绅士的气息和“汤姆·布朗”(Tom Brown)式的粗鲁气质奇怪地混合成了校园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兄弟都感到格格不入。我们是仅有的亚洲人——不论在当时，而且在学校的历史上，亚洲人都是罕见的。与强壮的澳大利亚人相比，我们身材瘦小，显得营养不良；而且刚开始，我们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在开学的头几个月里，我们更是受到了无休止的骚扰。澳大利亚的男孩儿们一边围着我们跳舞一边不停地唱道：“中国佬，没头脑……”他们在英语课上读过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著名故事后，就假装扯我们不存在的辫子，还疑心我们吃过很多烤猪肉。

我们几兄弟该怎么应对呢？我们做了一件多数英国人都不大会做的事儿——打小报告。我们先是向父母抱怨了一番。一名中国阿姨听到了我们的抱怨，她自己的英语也说得磕磕绊绊，她让我们去告诉那些坏孩子：“你们真没礼貌！全是胡说八道！”虽然我们还不太懂事，但也知道像这种外交辞令肯定是毫无用处的。后来我们跑去告诉了校长，但他只是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除非那些嘲笑我们的坏孩子阻止我们上课。所以我们开始反击了，尽自己所能地凭着正义的愤怒弥补了脏话和身材上的不足。不久之后，种族歧视和骚扰开始减少。有时候，我们甚至乐于打架，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起因是有人冒犯了我们的尊严。我哥哥刚好是个身体健壮的人，这帮助我们赢得了尊重。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英语，渐渐摆脱了懵懂，开始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首先是数学和物理，然后是地理和历史，最后是英语本身。

我在上文中谈到，我和兄弟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而带有敌意的环境里，有时候觉得很不自在。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归属于这所学校的——即便是澳大利亚的一所学校（这就是中式教育的成功）。我们深刻的归属感使我们在遇到敌视时也能泰然处之。对中国习俗和文明的攻击，与其说伤害了我们，不如说是激怒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并不自卑。然而，尽管我们沐浴在世界主义中，他们还是不幸地把一股沙文主义带进了我们的血液。我和兄弟们得出的结论是，像这些澳大利亚男孩那样大口喝牛奶、吃奶酪的人是野蛮人，就像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长城外不开化的游牧民族一样。

我现在认为，这正是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但归根结底，这种自信难道不是源于阶级，源于享受特权的经历吗？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在享有特权的环境中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这种迟钝是资产阶级的典型表现。”但我得为自己辩护一下，哪怕理由还不够充分。在我仅能回忆起来的童年场景里，看到的是贫穷，所以不太符合我先前对特权的感受。在中国，我曾经的最后一个家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们一家六口，住在一幢陈设简陋，只有三间屋的房子里。我们的衣服，无论母亲的还是孩子的，都是自己做的。的确，父亲的西装是定制的，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有着装上的要求。我们几乎吃不饱饭。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个苹果或香蕉，这就成了无上佳肴，切成小片供大家一起分享。但这些水果是他用美国朋友赠送的领带或手帕换来的。村里最富有的人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他太阔气了，居然有一台电冰箱！在漫长而潮湿的夏季，他会定期向邻居分发一盘盘的冰块。有一次，我出门看篮球比赛，校长把一盘子冰送到了我们家。父母想给我留一块。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只见一杯水中漂着一片薄薄的冰。我把它捞出来，尝了尝，被它的咸味吓了一跳。我父亲不知从哪听说的，往水里放盐可以延缓冰的融化。

食物既昂贵又稀缺，这让我们都营养不良。我弟弟好吃，食量大得异乎寻常。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弟弟以一个6岁孩子的严肃态度告诉他，从今以后，家里的钱只够一天吃两顿饭了。父亲非常苦恼，决定尽其所能让自己调到国外工作，由此可以养活一家人，即便要接受降职的损失。他的许多同事当时也想要逃往国外。1941年，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澳大利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即使在生活困难的环境下，阶级特权和微妙的心理激励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贫穷并不等于耻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拒绝腐败的人都是穷人。但我当时没想明白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家竟然还能雇佣两个仆人——他们都没有工资，有工资也不能定期发放，因为父亲的工资是不定期发放的。当时，我还应该多注意一下父亲和他朋友们的教育水平。当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在客厅里聊天，屋里很快就充满了香烟的烟雾，或者在夏天繁星下的院子里聊天——话题就会天马行空地从政治跑到天文，又从元代的戏剧飞进罗素的逻辑学里。他们的中文里夹杂着英语、法语和德语。我怎能忘记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合情理之事：当年，父母自己都食不果腹，却还能邀请尊贵的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来共进晚餐？为了这件事，我们简陋的家被大动干戈地改造了一番。为了腾出一个本不存在的餐厅，父母把卧室里的家具都搬到了邻居的院子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愉快地被逐出了家门。在一个很少见到汽车的村庄里，大使的豪华轿车就像一艘来自外太空的闪闪发光的飞船，车上的挡泥板前飘扬着小小的美国国旗。

我常用“公民”“文明”“世界”“世界舞台”等词语来表达眼界、力量和上进心等意思。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推崇一种远远超越国界的知识扩张主义。这样，孩子们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心灵网络（即“关系”）了，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与牛顿这样的伟人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现在，我想就更具社会政治意义的扩张主义和关系来谈谈我的看法。

众所周知，社会阶层越高，其活动的时空范围就越大。在中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士绅家庭都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去，远远超出他们居住的村庄、城镇或城镇群。家庭的个性和历史，同当地、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个性和历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听父亲讲先辈们的故事，却无意中听到了（尽管我不应该听到这些）他对上司、同事和同代人的闲言碎语。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我正在了解中国，了解现代世界——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家庭这种非正式的教育和学校的正式教育中，我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甚至对世界和世界大事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地方的认同——无论是在3岁就为逃避日军侵略而离开的出生地天津，还是我完全陌生的祖籍地安徽。

我这样把小家和国家联系起来，听起来像是狐假虎威。可能是吧。但如果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才可以威风一下。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不可能对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感到特别自豪，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每个人都是如此——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如此。美国如此成功地给我打上了一个种族的烙印，以至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国族身份（中国的或美国的）和世界公民身份。几年前，我翻开一本名为《20世纪的中国》(The Chinese Century: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的书时，才意识到这种对“大我”的遗忘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它唤醒了我对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我们家庭的故事——也是属于我本人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当我看着照片和文字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让我震惊。这是我的先叔祖段祺瑞穿着元帅服的照片。他1912年至1914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理，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我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他庇佑着段氏全族。段氏一族起源于安徽，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唐朝，全族都聚居在一起，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家族分裂，各奔一方。到了近代，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支居于银山（我们家），另一支居于合肥（段祺瑞属于这一支）；一支是穷人（我们家），另一支家财万贯。段祺瑞资助了我父亲上学，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我很快就会讲到。与此同时，这位大元帅的影子一路跟着我来到了美国。1956年，我到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次面试中，一位对我能否被录用有发言权的亚洲史教授惊呼道：“你是中国总统的后裔啊！”要不是后来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那些故事，我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20世纪的中国》里还有一张照片，是1940年，汪精卫身穿燕尾服，向一名德国外交官敬酒。汪精卫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这位亲戚做了什么呢？他就像法国的贝当(Pétain)，是一个集民族先锋和叛徒于一身的人物。他在1940年至1944年担任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期间投靠了日本人。这可以算得上家丑。我记得听大人们谈起他时，既有疑虑，又有自豪。为什么会自豪？毕竟他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爱国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与力量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中国才能得救。至于感到疑虑，是因为汪精卫最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谴责为卖国贼。我父母作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依旧不得不顾念他，因为彼此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了。汪精卫在1935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我父亲也是在同一年加入外交部的。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即所谓“关系”？这还不是全部，我母亲的哥哥曾在汪精卫手下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外交部次长。

话题还得回到段祺瑞。《20世纪的中国》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很显然，他毕竟是一个军阀，只是比大多数军阀更成功而已。我愿意原谅他的错误，因为靠他的全程资助，我父亲才在南开中学完成学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父亲在学校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周恩来。除了友情之外，他们还是校刊的联合编辑。不用说，周恩来的照片在《20世纪的中国》里占据了大量篇幅，就像在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的书里一样。“周叔叔”（我们这群孩子都这样称呼他）和我父亲能成为亲密的朋友，这很让人吃惊，因为他出身富裕，而我父亲却出身贫寒。富家少年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而穷人家的孩子却成了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敌视共产主义。虽然两人的政治选择南辕北辙，但却友谊长存。

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正式结为盟友。周恩来长期在战时的首都重庆工作，时常来我们家拜访。我还记得他和父亲在客厅里掰手腕——他的胳膊摔伤过，父亲正在检查这位朋友的胳膊是否恢复了力气。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哲学上的相容。周恩来和我父亲都深切同情弱者，前者是基于理想主义，后者不仅基于理想主义，还出于作为穷孩子的经历。两人都主张人人平等。父亲非常钦佩苏联，周恩来当然也是如此，因为苏联拥护社会正义。我父亲在外交部担任交际科科长时，他的工作之一是护送新派驻的外国大使上山到国民政府主席官邸进行拜谒。时任主席是林森，他是一位出身高贵的老绅士。除了步行，上山的唯一方式就是坐轿子，靠轿工们抬上去。大使们坐轿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父亲和其他随行的中国官员也是如此。但是苏联大使却拒绝了。他坚持步行，这样，所有身材已经发福的中国官员们，包括我父亲，都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往上爬。结果呢？苏联大使便赢得了我父亲长久的钦佩。就在那时，我父亲决定学俄语。他还想把自己的新热情传递给孩子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时，他都要求我们用俄语说再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9年携手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带着他的势力偏安于台湾。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我父亲就进入了针锋相对的阵营。虽然他们在台面上是敌人，私下里却保持着彼此的美好回忆。1956年，父亲代表台湾当局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一天晚上，在旅馆里，他刚要睡觉，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弟弟作为周恩来的使者从天津远道而来。他的任务是劝说我父亲返回大陆，但他的任务失败了。多年以后，1973年，我的弟弟段三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他们谈了四个小时的家庭事务——这是一个相当暖心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可以偶尔把个人需求放在国家日常事务之前。周恩来又提到邀请父亲去大陆，说父亲既然已退休了，就可以以个人名义来访。

读者需要注意这两个友人的不平等地位。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而我父亲却只是一个外交官，所在的所谓“国家”也逐渐失去了国际的承认。周恩来试图跨越政治敌对的界线来维持友谊，所有主动措施都是他采取的，因为他可以做到，他有话语权；但我父亲却不能，否则他的忠诚就会遭到怀疑，丢掉饭碗。我这样说，是想说明，虽然我的祖上家境贫寒，父亲在政坛的地位也很普通平常，但他和他的家人还是通过关系在更大的世界上找到了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