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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理学拯救了我（第2页）

看起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但一两年后，在不断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变得缺乏信心了。因为摆在眼前的将是长达十年左右的艰苦跋涉，在此过程中，我可以搜集大量素材，但在理解上会略显不足，因为我的视野相对比较固化。但当我准备放弃就房屋与个体性的关系的研究时，突然想到这个部分可以放到更大的背景里去，产生更大的共鸣。也就是引入两个额外的因素，其一是食物和用餐，其二是剧场。

中世纪的庄园只有一个大厅，它是中心区域，内部空间没有分隔，因此所有的活动都可以被他人看见。人们吃饭就像动物一般，用巨大沉重的柄，搅一大锅乱炖，不注重食材的搭配。中世纪的生活是公开而合群的，人们尽情享用着食物，餐桌礼仪与禽兽无异。大家都缺乏可以容身的隐蔽之处，而他们似乎也并不在意这个。人人都有很强的自我感受，但又缺乏自我意识。

显然，我无法在此追溯房屋、饮食、餐桌礼仪中千丝万缕的历史，但我得到的本质是清晰的。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许多房屋都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分隔和专门化。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用途，包括独处、阅读和思考的房间。同时，饮食上也大幅度改进，包括色香味的提升和餐具的精致化。除了英式烤肉外，餐桌上基本不会再出现粗俗散装的肉类食物了。食物都是分开盛装的，不会再像中世纪甚至17世纪那样不加区别地搅拌在一起。在正统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士那里，饮食是一种仪式，吃肉时饮酒是不合体统的，把切鱼和切黄油的餐刀搞混淆也会引发尴尬，因为不合礼仪。从前，客人都坐在一条长凳上吃饭；如今，每位客人都落座在属于自己的椅子里，面前都分开摆放着一套套光亮的玻璃器皿和银器。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要表现得似乎每道菜都值得赏玩一番，而真正的意图仿佛是为了同身边的宾客进行一次彬彬有礼的对谈。

相较于饮食而言，剧场的发展史是一个更精彩的故事，也更能揭示出本质。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发掘社会模式，却忽略了剧场本身就是一种模式。剧场不仅是一种社会空间组织里的模式，还是舞台戏剧表演中的模式。在此，我可以提供几个要点。作为实体空间，中世纪的剧场就像教堂一样，是一个宇宙，涵盖了天堂、大地和地狱。在集市广场上，会时不时举行表演，演员和观众都自由地混合在一起，没有设置上下场口和幕布，也没有闪亮的舞台和昏暗的座席把演员和观众分开。

所以在中世纪，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食物器皿里，或是在剧场里，人和事都鱼龙混杂成了一锅粥。那么，就演出的主题而言，除了人的救赎以外，还会有其他什么主题呢？上演的戏剧都是道德剧。哪怕后来，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也算是道德剧。只要宇宙观、宗教观和表演形式都涵盖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称为“世界”(Globe)的空间里，中世纪的世界观就是挥之不去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剧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景观取代了宇宙，产生出更多主观的观念；戏剧元素里有很多目的、误会、沟通失败和孤独，它们最后都汇入一个相对内在的空间，即日常起居的空间里。19世纪晚期的戏剧描绘出每个人都生活在交互的空间里，但彼此是隔膜的，这与剧场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呼应——演员和观众是分开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世界——Globe——消失了。一侧是被灯光照亮的舞台，另一侧是昏暗的观众席大厅；每个观众都各自坐在分开的座椅上，同样也是孤独的。

在《分隔的世界与自我》中，我还探讨了其他类型的人类个体，和塑造这些个体的环境。例如，前现代共同体(community)里紧密的社会关系和现代社会关系之间，具有很典型的反差。“社会”(society)这个词在16世纪以后比“共同体”更加流行，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少了黏合度，多了契约关系。过去，“我们”这个代词几乎是主导性的，但到了16世纪后，“我”这个代词（以及“镜子”这个物体）在欧洲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

我还注意到人们使用“感觉”(senses)这个词时的语义变化。我们最熟知的感觉——尤其是触觉和嗅觉——会增强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让人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里失去自我。比如，1600年左右的欧洲，生活在古朴文化里的居民——甚至20世纪都还有这样的居民——常常彼此有身体的接触和爱抚，不论性别地和朋友乃至陌生人躺在一起，和难闻的体味朝夕相处。而在现代社会，身体的接触会被视为对个人空间的侵犯，不受欢迎，除非是在性爱里才可发生。四处弥漫的气味，被现代人视为原始粗俗。气味(smell)的言外之意是“臭”(smelly)。而“odor”这个词通常也意味着难闻的气味，因此，人和地方都没有任何气味才是好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感官上的愉悦，是因为近代人类的视觉体验被开启了。相较于其他感官而言，视觉为人类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为万物下定义，也使万物显得更加生动。同时，挥之不去的上帝般全视全知的视角也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客观看待世界的视角。视觉还会造成主观主义，你看见的世界是怎样的，取决于你的视角。到了20世纪晚期，个人的视角取代了大家共有的无所不包的视觉空间，每个人的视角都各不相同。因此，人们对视觉的理解和运用成为理解共同体到个体这一变化过程的一个表征。

我在《分隔的世界与自我》里没有论及的一个内容，是语言在群体纽带和个体塑造中所起到的作用。语言如何能同时起到这两方面的作用呢？它如何既能建立纽带又能分离出个体？既然说到这里，就有两件事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是语种的快速消失，此现象每年都在发生。而语言又紧密联系着文化与生活方式，语种的消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面对此过程，人类学家的态度和博物馆馆长的态度很相似。世上的语言和文化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之所在，这些事物的多少决定着一所博物馆的财富与名望。所以，每一次消失都会引发一波遗憾。而消失的不仅是某种婚礼习俗，或者别致的制锅工艺，而是更为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这些强大的纽带使得大家可以共享一套习俗与实践规范，但同时也会产生出文化群体里的小团体之间都互不理解的语言。

第二件事，是一件更加私人化的事情，它也促使我去思考和语言相关的问题。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地理学者时，我感到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员。而随着知识上的日渐成熟，我逐渐丢失了那样的归属感。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得归咎于语言——我词汇量的增加，对句法规则愈益提高的要求，以及思想力度的增强，导致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的感受越来越强。

演讲是为了吸引听众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就不能用太多口头语。哪怕人们喋喋不休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意思其实也很少。所以，语言首先是让人找到归属感的一个工具，其次才是获取知识或开启某个世界的途径。假如某人认为语言首先是建立理解的工具，那么，到了某个时期，他将会建造出一栋知识的大厦，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成为知识的囚徒，关在知识的监狱里与周围的同事隔开。

让我打一个建筑学的比喻。试想有一所大学，鼓励语言的专业化和专业词汇的扩充。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研究生都住在一栋合租房里，住在那些陈设简单的房间里。这是一栋知识之屋，里面还有马克思、葛兰西(Gramsci)、福柯或其他著名的思想家。当大家在走廊上碰面，聊着一些共通的语言时，共同体的温暖感便油然而生。他们共享着一些词汇，像资本积累、霸权等等，彼此建立起了牢固的成员纽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学生在知识上日渐成熟，他们陆续搬出了这栋公租房，在周边的社区分散地租了一些公寓，相互间也隔得不远，还能彼此走访。客厅里还时不时传出谈话声和笑声，就像曾经年少时，不仅气氛友好，大家也都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当下时髦的学说中来。到最后，这些学生都变成了教授。他们严谨地建造着属于自己的那栋知识之屋，并使其日渐豪华。由于每栋知识之屋都见证着每位学者的成就，所以，它们成为学者个人满足感的来源。但问题却在于，这栋房屋是否能吸引别人去造访？如果一位同事或朋友愿意去造访，那么，他们会不会只看一个房间就够了呢？

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合租的房子里，一起洗濯的地方以及蹲下聊天的门廊，都是气氛友好的公共场所。相反，郊区那些独栋式的房屋看起来却是冰冷的、不友好的。我认为，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当他移居到自己设计出来的那栋更宽敞的房子里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对于他而言，社会经济和知识层面的移居都象征着成功，但其代价却是孤独感和脆弱感。某位学者一旦成就了独特的风格，其作品就很容易成为他人批评的目标。回首过去，看他曾经的样子时，那时候，他的思想与风格还未显山露水，他还毫不起眼地同其他人混杂在一起、共同住在由别人建造出来的知识大厦里，说不定还能勾起怀念之情。我带着痛苦与满足的情绪，带着对个体性存在的意识，获得了创作两本书的动力，它们分别是《分隔的世界与自我》(1982)和《宇宙与炉台》(1996)。也有人会问，那我创作《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1984)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我无法将每种动力都一一道明，但有一种是明确的，那就是“虐待者的性变态”倾向，我在前面也说到了这一点。大部分人都有此倾向。除非它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否则一般而言，它是隐而未现的，不会让人感到羞耻。比方说，大部分人都会在支配和玩弄他者的过程中获得享受。我们之所以会养宠物，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命令一条狗坐下、打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时，权力感和性欲就会混合在一起，迎合着我们内在的自我。倘若我们能够命令人类在地上打滚——抱歉，我这样说太过分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是可能的时候，权力感和性欲的亢奋难道不会无以复加地扩大吗？难道领导者们从来没有将这样的秩序多少加之在下属的身上？而就“受虐”倾向而言，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一点，它是我们做婴儿时完全被掌控在父母手上的甜美感受的残留。而在性爱里，在完全忘我的狂喜里，彻底沉溺于对方织就的温柔乡时，这种感受会愈发强烈。

每个人心里那种半温不火的虐待倾向，在我身上却有所增强，尤其是在受虐的这方面。面对这样的内心冲动，我通常不是去顺服它，而是通过利用它来反击它，把它当作一种资源，帮助我去理解周遭的世界。我会问：虐待倾向如何体现在了社会里，尤其是在受人尊崇的社会里？此倾向的普遍性能揭示出人类怎样的本性？《制造宠物》则是我尝试做出的回答。这本书看起来好像严重偏离了地理学的传统主题，但其实并没有。它依然属于地理学的范畴，甚至属于主流地理学的范畴。而让这本书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它的迂回曲折。我想解释一下，但我得首先说明地理学的主流究竟是什么。

人文地理学有好几种主流、好几种历史根源、多条研究进路，其中一条便是研究人类如何改变大地。此进路在1955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有三位著名的学者，卡尔·索尔、马斯顿·贝提斯(Marston Bates)和刘易斯·芒福德，他们组织了一场国际研讨会以展示这条进路的累累硕果，还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书《人类如何改变大地的面貌》(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书里面出现了大量新的诠释，由此促发了一波新的研究浪潮。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在伯克利念书，那时的卡尔·索尔即将退休。我可以感受到四处弥漫着的那股兴奋气息，是对又新又大的事物出现的那种兴奋气息。到了6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浪潮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环保运动，有组织，也充满激情，有时还能获得一笔经费资助，相关的出版业也急剧膨胀。倡导者们以锐不可当之势，反复强调着一个主题：在基本需求甚至贪婪之心的驱策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深刻改变着、疾风骤雨般地掠夺着大地。

而《制造宠物》之所以属于主流地理学，是因为它也在研究人类如何改变大地这一问题。但正如它的标题所意指的，这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经济学，而是心理学，它也更加关注人的本性(human nature)而非在外的自然界(nature out there)。这就是一种错位分析。我把重点从经济学视角转向了审美的视角。而在后一种视角下，我指出人类对自然界（包括对人类自己）的滥用，其目的在于追求愉悦和艺术。我让读者不要去想象给牲畜套上轭以犁地、砍伐树木以盖房这类画面，而是要去想象如贵宾犬、盆栽以及国王的弄臣这类画面。在后面这些画面里，人们利用权力，浸淫在某种情感里操控着事物，创造出了好看的东西。当人们如此使用权力的时候，往往被视为是善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大地的表面改造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我认为其潜在的危险却在于，当人们开始玩弄权术的时候，权力可以变得不受约束、专制和残暴。

“玩”是一个听起来很阳光的词语，我们通常忽略了它阴暗的一面。如果把它变成了“把玩”，则没有那么阳光了；倘若进一步变成“玩弄”，则更糟糕。当我读到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虚构的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故事时茅塞顿开，这激发了我研究的想象力。书中写道，1831年，身为奴隶的纳特·特纳在南美洲引发了唯一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抗运动。一个名叫埃普斯(Eppes)的老坏蛋买下了特纳，想把他变成一个性奴。但是钱财的贪欲改变了埃普斯的想法，于是他强迫特纳在田里做苦工。就像小说的主人公所说的：“如果我成了他泄欲的工具，他会发现更难驯服我，除非我的腿脚不听使唤。”

在《制造宠物》里，我首先谈到了水。如果把水称为一个宠物，可能会有些诗意，因为但凡宠物都是有生气的，但水却是无机物。而在人的想象里，水一直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它的运动与力量被人们利用来满足经济需求。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把玩的事物。我们“驯服”它，迫使它悖逆自己的本性来提供欢愉，就像喷泉为花园营造出欢乐的气氛。没有什么事物比喷泉更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对权力的屈从了。为了建造喷泉，需要从远处的运河、沟渠、渡槽引水，其中涉及复杂的管理和工程组织、熟练的匠人和大量的劳动力，他们相互之间要有效地配合起来。此外，还涉及水力学的知识以打造舞蹈艺术般的喷涌之势。从16世纪到18世纪，喷泉一直是欧洲王室用来炫耀的一个“宠物”。

沿着对水的玩赏这一思路，我进一步谈到了人类大张旗鼓地对动植物进行“宠物化”的过程，其抱有的观念是大型的或具有观赏性的花园可以被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纯洁性。平常人家的后花园或许还算自然，但皇家园林就不能算了，因为后者的人工干预太多，是为了衬托宫殿而修建起来的。其实，我对前工业化时期人类支配自然的关注，并不着眼于纪念性的建筑物，而是着眼在观赏性的花园上，特别是像中国的盆景或日本的盆栽(bonsai)那样的小景观。所谓盆栽是将野外的大景观缩小为一个点状的景观，它是名副其实被驯化了的、被精湛技艺扭曲了的景观，被供养起来，在某段时间内，满足人们对精细物件的喜爱。

刚才我谈到了个人主义和性虐待，现在又聊到了唯美主义。它们都在我本性的深处有着各自的种子，并生发出让我不断书写与创作的力量。而让我厌烦的却是，某些生物决定论似乎还在起着作用。如果我的生物本性用开空白卡牌来比喻，要么就是没开出来东西——就像我缺乏数学天赋，要么就是开出来的是小丑牌——就像我的略显变态的受虐倾向。但就算它让我开出来的东西不差，我还是会觉得不满足，因为我心里有最想要的东西。比如说美学天赋就是我想要的。自我刚能记事起，就能欣赏事物的美了——大理石的色彩、玩具车的形态，大自然的美（如果是闪亮的晶体），以及人的美。但我自己又唱起了反调，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唯美主义者。我身形纤瘦，看起来也貌似一个唯美主义者。这是我天生的身材，改变不了，这令我对唯美主义者的标签更觉厌恶。所以，我会挑选合适的衣服，既为保暖，也为避免引人注意；而且我也很少花心思去考虑家里的房间该如何装潢才能显得上档次。我给家里买的唯一一件艺术品甚至都算不上是艺术，它只是一个蒂芙尼牌的玻璃苹果而已。所以，如何让外表看起来令人满意、使人愉快是我抵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