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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6章 fsa也是个讲人情的地方（第3页）

三位委员的问题像手术刀，精准、冷静，直指核心，引用的法规条款信手拈来。

资金流入时的KYC程序具体执行到哪一步？

对王铮提供的银行资信证明进行了何种程度的独立核实？

盛镕作为主要经办人，其背景核查记录在哪里？引入这笔投资时是否提供了任何“特别”的保证？

基金现有的内部控制机制，基金现有的反洗钱流程具体有哪些？

在核心人员涉案后，如何确保有效运行而不影响“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原则？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藏着陷阱。承认调查不足，可能坐实失职，为盛镕辩解过度，又可能显得欲盖弥彰。

韩远征如同在惊涛骇浪中乘坐一叶小舟般颠簸，只能按照安德鲁事先的叮嘱，尽可能如实回答，承认在初期尽调中对离岸公司背景穿透存在“基于当时认知和资源的局限性”，强调基金在获悉相关调查后“立即主动配合并暂停一切业务”的积极态度。

回答中规中矩，偶有磕绊，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漏洞和矛盾。

而真正的攻防，发生在安德鲁和斯塔克那里。

但是，安德鲁的应对让韩远征暗自心惊。

他没有一味辩护或示弱，而是用一种近乎学术讨论的平实语气，阐述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初创期基金，在LP背景核查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与普遍做法。

引用FSA的相关指引条文，指出指南针的操作“在程序上符合行业通行标准”，同时坦然承认“在基于风险的本源审查深度上，有提升空间”。

将基金形容为一个“不幸被个别问题LP卷入的、本身运作规范的投资载体的倒霉蛋和委屈鬼”，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后基金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聘请独立合规顾问、全面修订尽调流程、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等等。

语气从容不迫，引用的法规准确，给出的解释逻辑严密，既表明了合作态度，又守住了基金“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底线。

而斯塔克律师则从法律角度提供支撑。

慢条斯理地援引案例，解释“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强调“无法预见”与“明知故犯”之间的区别。

当那位女委员斯科特尖锐地追问，如果最终证实王铮的资金确实涉黑，基金是否准备承担相应后果时，斯塔克没有回避，而是清晰地列出了几种可能的法律路径及基金的应对预案，语气沉稳的就像做过了十遍的试卷。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基金在引入该笔资金时存在重大过错，我们不会回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