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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好的人生？（第2页）

除了同事以外，我还与几名研究生建立起了友谊，尤其是和约翰·希基(John Hickey)。我如此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的友谊，以至于在1974年，我随意地问道：“嘿，约翰，你愿意送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吗？开我的大众甲壳虫去。”哪知，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便同意了：“当然可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开三天的路程，之后约翰将独自坐飞机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年以后，他又要搭乘飞机来戴维斯分校，然后穿越三分之二的北美大陆，一个人把我的甲壳虫再开回去，这样，我就可以更快捷地乘飞机返回了。当时，我心里真是充满感激。但回想起来，那样的感激也显得杯水车薪了，因为现在我想起他竟愿意付出好几天的代价来帮我，实在是个奇迹。

1983年，我到了麦迪逊分校，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同事年龄都比我小的学院。他们都才40岁出头，家庭成员也很年轻。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同他们待在一起，我得随时注意时间，因为他们说不定能给我多少时间，反正是在排得满满当当的家庭日程表里挤出来的。我逐渐学会利用他们全家出游的机会来交往，而非指望他们专门陪我。在极少数的时候，当我提出个人化的请求时，比如，邀请某人出席我的公开课或在书店里的读书会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犹豫不决、寻找借口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在事情的优先级上一时拿不定主意而已。那些工作以外的时间，哪怕不是特意留出来用于做家务，也要优先考虑用来休息，恢复精力。

在麦迪逊分校里，我很快喜欢上了这群同事和他们的年轻家人。作为一名华裔，我还为自己比较年长、能扮演一下大哥的角色而高兴过。但能否得到友情，真正的友情，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一个人不仅要懂得付出，还要懂得提要求。而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愿提要求的人，只在极特殊的、迫不得已的时刻才会开口。十多年前，我突然病倒。那是周六的一个下午，和往常一样，我正在科技楼里上班，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恶心反胃，持续不断。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但因为是周六，他不在。旁边的一位医生接起了电话，但他却全然不顾我的病史如何，直接建议我去急救室，因为他判断是心脏病发作，还建议我尽量不要开车。我给麦迪逊分校里认识的同事挨个打电话，除了一个同事以外，其他人都刚好不在家。但即便那个在家的同事，也不能来帮我。在电话里，他说：“我知道你想说的，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医院，但我已经有一个更重要的约会了，所以来不了。”

我不记得当时那个更重要的约会是什么。尽管他后来以我的名义帮忙打了一通电话，但那一刻，我确实表达不出对他的任何感激。因为一开始的拒绝，让我深感震惊。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我应该能指望得上一位在餐桌上谈笑风生的朋友来帮忙的。因为即便是陌生人在遭遇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施以援手。比如我打911，难道在十分钟之内，救护车不会鸣笛赶来？难道年轻的医务人员不会匆匆地上楼来找我，就像来找他们病危的祖父那样吗？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同事鲍勃·萨克(Bob Sack)听，他是我的一位密友。他试着安慰我说，那位同事不温不火的反应是有原因的，而且他后来对我的帮助也是慷慨的，只不过并非以我期待的方式。总之，那时候，我有些神经过敏了。我勉强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背脊发凉，空气凝固。因为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那就是，如果当时是他在家里接到了我的求救电话，他可能也会找个借口推辞不来。

那个周六，吉姆·诺克斯(Jim Knox)在家，他接到电话后赶来我这儿，开车把我送到了急救室，并持续三小时陪在我身边。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检查结果是我没有心脏病。当然，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过后，我很感激吉姆，他竟然花了三个小时陪在我身边，而他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陪女儿萨拉读书，陪妻子凯西(Kathy)一起购物的。

我也在想，如果一开始我就给吉姆打电话，我的期待会不会立刻得到响应？这样，我的价值感会不会高一点？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的价值感，而是作为一个蹩脚的两足动物、有着各种需求的人的价值感。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这种小事，竟会生出这么大的差异来。一个成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应该是比较牢固的才对，而我的价值感却依旧不牢固。而且，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那一刻，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琐碎的问题。我的医保单据在哪儿？需要带牙刷吗？有干净的睡衣吗？更严肃的问题是，到时候我是否能以合宜的坚韧去忍受接下来的疼痛？

在经历了周六的那场虚惊以后，周日，我在家里恢复体力。周一，到了午饭时间，我本该像往常那样上楼去休息室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但我却犹豫不决，寸步难行。最后，我找了另外一处地方用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了（员工会议或其他正式场合除外）。我这样躲避，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我已经无法再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否则，我的期待又会落空。

这本自传里重复出现的主题是生命力的欠缺。生命力体现在身体与情感的冒险中，像跳伞运动，也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去表白，而拒绝本身也像是一种死亡。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显然，你会收获生活的热情。我可能比某些人显得更有生命力一些，比如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弟弟。但我也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当把自己同那些活力四射的人，例如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放在一起比较时，就能在悲伤和遗憾中深感自己的怯懦。这样的遗憾，无边无际，因为，现在寻求改变已然太迟。但契弗却一直在勇敢地爱着别人，有时，他还会毫无顾忌地要求别人也给予自己爱的回馈。他不仅拥有我曾有过的一切，做过我能做的所有事情，他还把我的幼稚幻想全都变成了现实。

契弗写道：“年轻的时候，一日清晨，当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乌七八糟的房间里一张脏兮兮的床上，贫穷孤独又饥肠辘辘。心里想着，将来有一天，我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醒来，臂弯处搂着软玉温香的新娘，窗外的草坪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后来，我真的做到了。”（他自己加以强调。）他描写了婚姻的幸福。他在树林里，和孩子们一起，等待妻子的出现。“她赤露着肩膀，裙子口开得很低，握着一束百合花，迎面而来，散发出忧郁的馨香。我俩称心快意，她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在林间漫步，一直走到最后一束天光隐去。山毛榉叶像弹片一样在空中四散开来，我们就在树下，手挽着手。在历经了多少个岁月的爱情洗礼，在无数次性爱的合一之后，我想，我们最后就像置身于某座校园里的氛围，仿佛印在游戏卡牌上的一对恋人。”

他的日记在他去世后的1991年出版，里面最温柔的记叙是关于他的孩子们的。其中有个孩子名叫弗雷德里科(Frederico)，彼时刚3岁。“我和小儿子在阳光下散步，我对生命的热爱一起堆积在了他身上，而他，却用最美好的稚气填满了我的心房。”下面这段话是关于他的大儿子的，就像一支狂想曲：

黄昏刚刚结束——仲夏夜、星空、萤火虫……我的大儿子光着脚，穿着一条卡其裤，站在一座桥上，下面溪水流淌。他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声音低沉。他正举着一只烟火筒，用两三根火柴引燃了导火线。接着，粉色的火焰噼啪作响，发出尖锐的嘶嘶声……火光变成了绿色，又变成了红色。周围的树木光影交汇，仿佛在一座圆形剧场里，又如繁星璀璨。我望着他可爱的脸庞，俊美的形象。心中除了对他的爱以外，别无他物。我们刚吵了一架，因为他把床尿湿了……但这一切都已过去了。我俩之间除了彼此的爱和钦慕以外，已无任何过节。

契弗是一名双性恋。他不仅爱慕女性，也爱慕男性，哪怕他知道那些帅气的快递员、服务生就像顶在他头上的一把枪，充满威胁。他最深层次的同性恋取向是渴望得到男人的照料。他梦想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臂弯里，而那个人“可以为他付账、叫车、给他钱花，还能开车带他穿越风暴”。但这些都不仅仅是梦想而已，因为契弗有勇气将梦想全都变成现实。他曾经就有这样一个恋人为他办理了所有的出院手续。“他迟到了二十分钟，”契弗写道，“但他来到医院后，就开始为我打包所有物品，百般温柔地陪我出院，一路开车，温柔地抚摸我的腿，不停对我讲述逸闻趣事。回到住的地方，他脱掉我的外套，为我清洗衣服上的血迹，并令我骋欲尽欢。”

契弗经历的爱意、情欲和温存比他讲出来的还要多得多，但他仍觉不够。他在无数个场合里，倾诉过对自己小孩的温柔。但他的口吻仿佛那些情感鲜有到来，哪怕体验到一丝一毫都像是奇迹。“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欲望啊！冬夜、末班车，在罗马式有轨电车拥挤的车厢里，有人无意间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但我没有去看他到底是谁，所以，不知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妓女还是牧师，但这样的触碰却激起我内心深处最渴慕的柔情蜜意，令我膝盖发软。”

当我读到他的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